佛教懂传日本一私传公传

佛教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是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所创(参考佛诞)。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佛教起源于印度，而印度事实上也在努力塑造佛教圣地形象。

西汉时期，佛教自印度传布于西域各地。随着西域和中原联系的加强，佛教渐由西域传入内地。两汉之际，统治阶级中已开始有人信奉佛教，东仅皇帝曾派人西行取经，并建佛寺，招请西域、印度僧人东来译经传教。三国以后，佛教渐兴，至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遂大盛，泛滥中华。西行求法、东来传教的僧人络绎不绝，法显、鸠摩罗什即其代表。北魏佛寺多达3万余所，出家僧尼竟有万之众。南朝寺僧之数可与北朝匹敌，梁代仅建康一地即有寺余所、僧尼10余万人，而梁武帝更曾数度舍身佛寺，甚至以佛教为国教.乱离之世，民生痛苦，佛教作为精神麻醉剂易为世人所嗜，而统治者亦借以作为奴役人民的思想工具。中原人民东走，佛教亦随之东流，由中原而辽东，而朝鲜，而日本。同时，中国统治者也往往主动为佛教东流推波助澜。辽宁省锦州市义县西北大凌河北崖万佛堂石窟共有大小石窟15个，多为5世纪北魏时所凿，窟内造像有北魏雕刻风格，并有北魏宫将造像记碑。但佛教传入东北南部地区是早在此前之事。东晋简文帝咸安二年(前秦符坚建元八年，公元年)前秦送佛经、佛像及僧人至高句丽，一般史书也就以此年为高句丽始有佛法之年。三年后，高句丽创寺以居僧人。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年)胡僧摩罗难陀自晋入百济，史书以此年为百济有佛法之始。次年，百济亦创寺以居僧人。新罗纳抵王时(-年)有僧人自高句丽奚，民间渐有信佛者，到梁大通二年(年)法兴王(圣王)始皈依佛教，佛法由是渐盛。

佛教传入日本的年代历来众说纷纭，一般分为”私传”、“公传”两类。“私传”有“应神“、“继体”二说:应神说。据《叡岳要记》载，应神30年(按一般说法推算为公元年)，自称为汉献帝后代的高万贵乘船抵日本，居于近江国志贺郡。高时已年过百岁，而娶应神第九女为妻。显宗天皇时(-年)，高塑三尺比丘像一尊于住所前，开始宣扬佛教。高因扬佛有功而被天皇赐给姓名日三津百枝，享年岁。此说荒诞不经。

继体说。据《扶桑略记》载:“继体天皇即位十六年壬寅(年)，大唐汉人案(鞍)部村主司马达止，此年春二月入朝，即结草堂于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安置本尊，归依礼拜。举世皆云此是大唐之神。”木官泰彦认为司马达止(等)是雄略天皇时代移居日本的鞍部(制鞍部)的子孙，笃信佛教，与苏我马子(?-年)接近，名声大著。其女岛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尼姑;其子多须奈亦在用明天皇(-年在位)逝世时自请出家。司马氏全家都奉佛，因而后来大概就放井了制鞍世业而转为制造佛像之业。随着佛教的兴起，奉佛者对佛像的量与质的要求日益增高，致使造像技术精益求精，多须奈之子鸟(止利)后来成了推古朝首屈一指的造像名匠，名传后世;推古场年(年)与小野妹子同往隋朝的鞍作福利和33年(年)充任僧都的鞍部德积，可能都其是族人(《日中文化交流史》第46-47页)。

应神说虽然荒诞，但它在客观上多少反映了佛教随归化人传入日木的历史过程。而司马达止则实有其人。木宫的意见值得重视，因为《扶桑略记》有关文字中在“司马达止”的姓名之前冠以”案(鞍)部村主”的字样，而且“入朝”似乎也可以理解为自民间入宫朝见君主。不管司马达止是继体朝入倭传法的梁人，还是雄略朝入倭鞍部后裔中的奉佛者，总之至少可以完全肯定他是一位很早就在倭国奉佛扬佛的汉族归化人，是日本佛教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下期我们将会讲解佛教的”公传”，他们分别都有“戊午”说和“壬申”说，具体又是什么呢？敬请期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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