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军战俘参观中国对女人吹口哨,我军士兵举

年年底，喜马拉雅山下的炮火停止了。两个亚洲大国的军队脱离了接触，各自回去反思这场战争中的得失。

相比山南那一侧的神奇国度的垂头丧气，中国除了庆祝自卫反击作战胜利之外，多了一份不是烦恼的“烦恼”：怎样处置印军战俘。

开战之前，从中央军委到一线作战部队，都没想到能有这么大斩获：这场闪电般的战争，我军共毙伤印军人，生俘人。

我军投入的作战部队本身就没有多少，只有4个师兵力。如果类比一下，大致相当于解放战争时华野一个头等纵队。我军在解放战争时打国民党军，4个师兵力绝无可能干掉这么多国军。可见印军战斗力之差劲。

针对这一意想不到的情况，总政治部赶紧补充下发了一道关于处置印军战俘的通知。

一、活捉大量印军战俘

早在战争开打之前，其实总政已经下过好几道通知，不过当时对印军不了解，再加上我们本来没想大打，预料战俘数不多，因此关于战俘的通知都是例行的，原则性地提提要求。

谁知道打完仗后抓了这么多俘虏，处置战俘不再是零星个案式的工作，而是数量众多、事关国际外交斗争大局的敏感事件，总政赶紧补发新的通知，对印军战俘的管理工作重新作了规定。

前线部队为此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效仿当年华东野战军举办的战俘管理团，设置了印军战俘收容所，抓到的战俘都统一交由这里管理，防止一线的士兵们处置不当出现问题。

收容之初，印军战俘们很抵制，怕拉去被杀头，有的本已投降，见解放军士兵走过来还企图举枪顽抗。

这是因为，战前印度军队进行了反华宣传，对中国军队进行了侮蔑性宣传，说：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一样野蛮，对俘虏砍头活埋。

当年二战时，日军和盟军作战时经常采取残忍的俘虏政策，尤其对英军、美军杀了很多，英军中有不少印度人经历了那时地狱般的战俘生活，所以对日军的印象很不好。印军这么一宣传，很多印军士兵都相信了。

这种思想灌输使印度官兵普遍怕被俘。

印军第七旅提瓦里中校的经历，就是大量印军战俘的典型代表。

提瓦里中校是第七旅的通信联队主官，他的任务是时刻跟随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的指挥部，保证他对全旅的全时指挥。

第七旅崩溃后，达尔维准将单枪匹马逃跑了，提瓦里也随着乱兵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跑，没有侦察兵的指引，他甚至连往印度跑的方向都搞反了。

当看到解放军士兵端着枪跑过来时，提瓦里和其他印军士兵一起高喊：““印地秦尼，巴依巴依”（中印人民是兄弟）。”生怕被当场杀害。

接着他们就被押解走向中国的营地，一名解放军用英语告诉他们说要去收容所，提瓦里还以为去集中营一样的地方，当年有不少印军士兵就是死在日军的集中营中。提瓦里登时紧张起来，解放军安慰他们说不要怕，解放军优待俘虏。

到了收容所后他才慢慢褪去了紧张。

我军将士对印俘切实做到不杀、不打、不骂、不侮辱、不捆绑、不搜身等“六不”纪律。提瓦里他们虽然也被要求交出随身物品，但每一件物品都登记得清清楚楚，解放军声明是集中保管，除了武器必须交出，其他东西一概不强行收缴。

提瓦里感到很好奇，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客气的军队。

右一即提瓦里中校

到收容所时已经是深夜了，青藏高原上的夜晚很冷，提瓦里在自家军队中每到晚上都很难熬，因为被子不够暖，而保暖毯两人才能分到一条，他也经常挨冻。

结果到了收容所，解放军主动帮他们生起火堆，还给他们烧茶做饭。

提瓦里一时都反应不过来，解放军也太好了。

随着印军战俘逐渐向西藏腹地转运，他们的生活也越来越有规律。

后来他遇到了老长官达尔维，达尔维对提瓦里等人说：“中国军队的纪律简直太好了，我没有受到任何侵犯，我的所有个人物品都完好无缺地保留着。”

说着他还抬起手腕，让旧日手下看他腕上的金表，那金表依然映着日光，闪闪发亮。

提瓦里等人唏嘘不已。

二、不老实的印军战俘

提瓦里等人很快与达尔维分开了。

提瓦力所在的这批俘虏被分成四个连：第1连全是军官，包括低级委任军官（JC）、少校、中校等，第2、3连是印度族、拉吉普特族和锡克族士兵，而第4连全是廓尔喀族（包括尼泊尔籍）士兵。

提瓦力所在的连队里，有四名中校：他和拉吉普特联队的里克（M.S.Rikh）、廓尔喀联队的阿卢瓦利亚（BalwantSinghAhluwalia）、第5阿萨姆步枪联队的拉坦·辛格（RattanSingh），而印度最高级别的被俘军官——第7旅旅长达尔维准将则被安置在另外一座高级军官收容所。

到收容所后，提瓦里等人对中国军队了解更深入，态度也慢慢起了变化。

大多数人都很感激解放军，因为他们的生活过得很好。

中国收容所完全不像传说中的日本集中营，没有围墙，也没有铁丝网，更没有吃人肉狼狗（这自然都是印度国内的恶意诬蔑性宣传）。

有人不免好奇，没围墙，咋管理，就不怕印军跑了吗？

要知道，西藏腹地可不比内地，除了驻军的营区，以及个别县城，其他大部分地区都是几十里上百里荒无人烟的半无人区，野兽比人都多，你想跑可以，在人地两生的青藏高原无异于自杀。

印度俘虏的活动范围较大，一般在收容所住房或帐篷周围～米左右。

印军伙食也不错。解放军吃啥，印军就吃啥。解放军一个伙食灶，印军战俘一个伙食灶，各做各的，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青藏高原冬季只有萝卜白菜，印度人吃不惯，一开始还以为是解放军虐待他们，几个胆大的问解放军能不能吃好点，解放军干部笑着领着他们来到自己的伙房，揭开锅盖，一看全都是一样的萝卜白菜，印军傻了眼。

解放军干部拿起勺子捞了一碗叫印军尝，印军伸手抓了一块萝卜，一吃，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瞪着眼说：“你们的为啥比我们的好吃。”

解放军干部跟过去一看，原来印军不会做，一锅炖的，把菜都炖成糊了，自然吃不出什么味道。于是又手把手教他们怎么做大锅菜，教会他们用中国调料，别老用咖喱，炖菜用咖喱根本做不出味。

印军战俘这才吃到了像样的饭菜。

印度节日很多，一年内大小20余个，中方管理人员会在几个印度重大民族宗教节日给俘虏们准备一顿丰盛会餐。各收容所还根据印俘生活需要，在供应标准内，每月发给印俘士兵一条半烟，半斤水果糖，而印俘军官则增加半条烟，对达尔维准将则更丰富一些。

但是慢慢的问题就来了，印军战俘似乎忘了自己的身份，居然慢慢滋生出一些臭脾气。

由于印度国内还沿用着种群、等级等旧制度，军队内也有森严的等级规定，军官的生活比普通士兵好得多。

提瓦里等军官觉得解放军干部都是好脾气，于是大着胆子提出，他们在自己军中时，每天都能喝到牛奶甜茶，要求中方予以提供，坚决不能和普通士兵一样只吃萝卜青菜。

解放军干部礼貌地拒绝了，说中国人不搞等级制度，军官和士兵就吃一样的东西。日内瓦国际公约明确规定，战俘要遵从所在国的制度和法律，你们必须执行。

提瓦里等人见明要不行，就串联一些士兵集体抗议，说印度人爱吃甜食，必须每天提供白糖。

解放军干部说，供应标准内糖不多，运输不便，为了照顾大家的生活习惯，可以酌量增加一些，但不可能增加很多。后来，中国管理方在糖的供应上由每人每天3钱逐渐增至6钱。

至于印军军官们要求的牛奶甜茶，始终没有搭理。

三、顽固战俘耍花招

少部分印军军官很顽固，对中方提供的良好生活条件不仅不感激，还说是中国人刻意进行洗脑，企图利用他们。

这些顽固军官私底下串联印军士兵，处处给我们使绊子。

比如登记俘虏名字时，他们利用印度民族众多、语言复杂的特点，登记名字时，故意只用字母的缩写，而不写全名。我军干部对印度语言文化了解不多，以为印度人就这样写，结果闹出了好多错误。

比如很多人都叫辛格，一个收容所里居然有几十个人重名。

印军这么对抗我军，目的是搞乱战俘数字姓名，好让我们公开报告时无法报知准确消息，方便印度对我们进行反制。

各收容所统计上来名单，发现和战场俘虏总人数对不上，经过检查，发现重名现象太多。

不过我军干部很有办法，他们发现一些低种姓的所谓贱民士兵，对印军军官很有意见，经常受他们鄙视，有的人居然还给们干活。便找来他们做突破口，问咋破。

来问两问，找到了好办法。

说出来不值一哂。原来印军人事管理有一项“军号制度”，能够有效解决“谁是谁”的问题，每个印度军人都会获得7位阿拉伯数字组成的“单独军号”，像士兵的军号头两位数字是部队代号（如锡克联队为44，马德拉斯联队为25，拉吉普特联队为29），而印度军官的军号前面还要冠以英文代号，像提瓦力这样的校级军官的军号首位就有字母“IC”，意为“印度委任”（IndianCommissioned）。

按照这个登记，一个人都没漏。

一招不行，又来一招。

个人信息登记里，有一栏要登记被俘地点。

那些顽固军官们故意写错，比如在中国境内某地，他们却写成印度某地。

我方干部大多都不会英语，更不要说印度各个民族的语言，起初没发现这种小猫腻。后来负责档案的上级干部来检查这些档案信息，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赶紧全部复核。

要是一个不小心，把这些文件转到国际红十字会等组织，岂不是等于默认那些地方就是印度的？

我方干部气得，真是不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

然而更令人忍受不了的，还在后面。

四、印军战俘参观中国

年4月至5月，按照国际公约的规定，我新疆、西藏等军区部队有序释放了印军战俘，为了扩大中国的影响力，消除印度民间对中国的误会，粉碎印方的诬蔑性宣传，总政组织达尔维准将等27名少校以上印军军官，参观武汉、南京、上海、无锡、杭州、北京等城市，让他们现场看看中国的建设成就。

为啥组织他们去而不是低级士兵呢？因为大多数印军士兵经过几个月的教育感化，都迅速纠正了原有对中国的错误认识，思想上没有那么抵触了。但军官不一样。

他们在本国时是高人一等的有钱有势阶层，以达尔维准将为例，他的薪酬十分丰厚，经济待遇足够一家人吃穿不愁。政治上也处于金字塔上层，在军中有大批服务兵、贱籍人员伺候他。所以对中国的敌视程度远远高于低级士兵，必须对他们作进一步的正面宣传。

周总理对此事相当重视，亲自审定了参观地点，分别是武汉钢铁厂、重型机床厂、上海华孚金笔厂、杭州都锦生丝织厂等八个工厂和一个郊区人民公社。

一位印俘少校说：“旧中国在蒋介石统治下人民饿肚子，你们在短短14年里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一定有什么‘神灯’吧！这灯就是人民的力量。”（印度神话故事里描述有“万能神灯”）

达尔维家族中有不少资本家，他到上海参观时，我方特意安排他们与上海的著名民族资本家吴中一会面。

达尔维看到吴中一拿着巨额定息，还当着厂长，似乎不相信，说你们是不是故意造假。吴中一和他谈了很多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民族资本主义顺利融入社会主义大家庭，如果造假，这么多细节是造不出来的。达尔维家里有资本家，谈了一阵子之后就明白过来，于是挑大指赞叹说：“印度的塔塔（垄断资本家）也没有你过得好。”

他们在武汉、上海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参观，看到市容非常整洁，不管到公园、商场还是大街上看，都是人游如织，尤其是群众得知他们是印军战俘后，围过来观看，脸上也并没有敌意，而是报以善意的微笑，他们感觉很震惊，震惊中国人的胸怀如此宽广。

当然过程中也有不和谐的音符。

27名印军军官，只有极个别愿意主动参观，大多数都不情愿，担心成为政治宣传品，回国后会被清算。其中13人死活不同意，他们潜意识里觉得中国人好脾气，就软磨硬泡地抵制。我方当然也不是吃素的，不去就强令去，稍微一吓唬，他们也就软了。

可见他们所谓的骨气，真是贻笑大方。

参观过程中，印军军官看到中国妇女同志自由自在地游玩，尤其是看到公园中有许多年轻女性，不由得盯着看不放，极个别素质差劲的印军军官甚至还吹起了口哨，非常不礼貌。我方随行的士兵举起枪气不过，本能地举起枪，怕真打死他们，倒转枪托作势要打，被带队干部连忙拉住。

印军战俘这种行为，根源于印度国内不尊重女性的文化，他们男女地位严重不平等，女性处于受压迫受支配的境地。印度国内发生过很多女性外出被侵犯的事情，有的女性上街会被男的跟踪，稍不注意就会被非礼。达尔维向中方干部表示歉意，说并无恶意，他们在国内就是这样做。

我方干部疾言厉色地斥责说，你们国内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管不着，但这里是中国，你们这种行径太不礼貌。达尔维接着道歉并拍马屁说：“你们中国，男女老少不论白天黑夜都是自由行动，面无惧色，他们不怕被劫，女人没人盯梢，这在印度是做不到的。”

达尔维到中国内地后，首先要同印度驻北京的大使馆取得联系，要求探明印方对他们这27人参观行动的看法。这一要求报给了总政，总政当即驳回，让他们去哪由我们说了算，天底下岂有战俘想干啥就干啥的道理？

参观期间，有的印军军官对随行的我边防部队士兵代表很不满，说他们时时拿着枪，好像押解他们一样，又好像在全程宣传中国的胜利。我方干部大部分时间都是耐心解释，并没有跟他们一般见识。

走到上海的时候，连达尔维都提出，能不能别让参战的士兵一起来，这样我们感觉很不好。我方干部说：“胜利者不需要解释什么。”达尔维再也不敢废话。

参观完毕后，这些印军军官全都被礼送出境，从昆明离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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