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吐蕃时期唐蕃文献交流

文献是一切知识的载体，记录了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下来的经验和体悟，而文献交流是这些知识得以传递与分享的重要方式。

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通过文献交流。它不仅使得借鉴其他民族、地区或国家的先进文化成为现实，更是统治者借以引入思想伦理，用以教化民众、改变社会观念的一种手段。

唐蕃之间文献交流的最早记录为囊日松赞时期汉地医典的传入，但初期的文献交流更多的是民间自发的活动。吐蕃王朝建立后，有意识地吸收各地区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为唐蕃之间文献交流提供了契机。

一、唐蕃文献交流的历史背景

1.政治背景

公元前两三百年左右，吐蕃先祖部落雅隆悉补野部（又称六牦牛部）形成于雅鲁藏布江流域的雅隆河谷，此后繁衍生息，逐渐壮大。

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囊日松赞（松赞干布的父亲）在兼并了一些小部落和赤邦松氏族联盟集团势力后，建立吐蕃。

王室初立，囊日松赞因急于树立王权而被大臣毒杀。年仅13岁的松赞干布即位，通过实施一系列举措巩固并加强了吐蕃王朝的统治。及至唐贞观初年，其治理下的吐蕃已是一个统一而强大的王朝。至唐高宗时，吐蕃王朝发展至鼎盛时期。

王朝初建，领土迅速外扩，财富分布不均，接踵而至的各种问题，促使吐蕃统治者寻找解决之道。

作为知识和文化载体的文献，是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经验总结，成为吐蕃统治者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

松赞干布等吐蕃赞普采用兼容并收的文化政策，大量引入和翻译外来文献，以促进吐蕃社会建制的完善，维护社会稳定。

这一时期，吐蕃的势力已经发展到青海、甘肃以及四川西部等地，和具有高度文明的大唐王朝相连。唐蕃关系亲好不绝，双方交流不断。

吐蕃统治者出于对大唐文化的仰慕，欲取其精华为己所用，以满足其正处于上升势态的政治需求。

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将唐朝文化带入吐蕃境内，吐蕃子弟渐慕唐风，表明吐蕃对唐文化的向往与推崇，开启了唐蕃文献交流的序幕。

2.宗教背景

宗教是许多古代民族群体精神的凝聚体，亦是古代统治阶级用来安抚民众、稳定社会的一种思想工具。

吐蕃王朝建立初期，原始苯教在西藏民间沉淀极深，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是藏区最早的信仰观念、思维方式、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活动的综合体。

但随着奴隶主阶级对苯教的掌握，其原始的平等色彩趋于消失，苯教巫师大多为部落贵族所垄断，其“神”一般的特殊地位备受尊崇，直接挑战王室权威，使得王室与贵族之间矛盾不断，无法适应王朝最高统治者的需求。

其次，作为多神教的苯教文化，神与神之间相互平等，各部落仅崇拜自己的神灵，期待与吐蕃王室平起平坐，不承认其上还有一个更高政权的存在，导致双方离心离德。

这一特殊思想，不利于王朝的统一与权力的集中，决定其无法成为吐蕃王朝的上层建筑。但长期流行的苯教文化，让藏区的宗教意识极为浓重。

在无其他本地宗教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吐蕃统治者不得不向外寻求一种不同于苯教的宗教，以取代原始苯教下贵族与王室并立的思想，维护王室的权威和社会的稳定。

唐朝实施释儒道并行的文化政策，宗教文化浓厚，文献积累丰富，不仅为吐蕃统治者从唐朝引入其他宗教文化提供了契机，更为其他宗教文献的传播提供了空间。

3.文化背景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派遣吞弥·桑布扎等人前往印度学习，仿照象雄文和梵文，创制了藏文。为了帮助时人学习新创文字，吞弥·桑布扎据其创造文字的心得写成《三十颂》和《添性论》（或称《性入法》）。

松赞干布令吞弥·桑布扎及其同伴创制藏文文字，为唐蕃的文献交流提供了媒介，开启了吐蕃文献编撰及交流的历史。

当时吐蕃与唐王朝、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等国都有交往，曾派遣人员前往各地取经学习，其中尤以与唐王朝的交往最为频繁。双方交流的文献涉及佛经、儒家、医药、历算、五行图经等。

这些文献在传入吐蕃之时，亦将汉地文化带至吐蕃。吐蕃王室曾多次组织文献的翻译及校定活动，使各种文献得以致用，促进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松赞干布统一吐蕃以后，建立了一系列的基本制度，用以维护吐蕃政权的稳定及藏区的长治久安，但仍显不足。

吐蕃崇尚武力，贵族与王室的矛盾时有发生。囊日松赞死于臣属下毒，牟尼赞普为其母毒杀。

种种行为表明，吐蕃时期伦理道德缺失，王权思想不稳。奴隶起义更是让民众与统治阶级的矛盾一览无余，各种因素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吐蕃社会的安定与发展。

吐蕃王室需要一系列的道德准则来规范民众的社会行为。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蕃后，让吐蕃王室得以接触并深入了解汉地儒家伦理思想和孝亲观念，继而打开了汉地道德规范、伦理思想以及相关文献在藏区传播的契机。

二、唐蕃之间的文献交流方式

1.联姻

吐蕃时期，吐蕃王室曾先后多次向唐朝提出联姻，其中的两次最为著名：

唐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嫁于松赞干布；唐景龙四年（），金城公主嫁于赤德祖赞。

这两次联姻不仅加深了唐朝与吐蕃的政治关系，增进了双方的人员往来，更开启了唐蕃文献的交流之路，为吐蕃带去了丰厚的文献典籍。吐蕃时期，唐王朝秉承开明的文化政策，对当时中原文化技术的传播，基本持无保留态度。

每一次和亲，和蕃公主的随行人员往往都携带了经史、佛经、历法、医药以及工匠等。考虑到其出嫁之前的社会地位，所带去的文献典籍也应十分丰富。

2.遣使

吐蕃派遣使者前往唐朝学习主要有主动派遣和被动邀请两种方式。文成公主入藏后，带去的中原文化在吐蕃引起很大反响，吐蕃王室和贵族子弟对唐朝的文化心向往之。

松赞干布及历任赞普多次派人去唐朝学习各种知识。这些学成归蕃的吐蕃子弟，将大量的文献带至藏区，译成藏文，并在吐蕃社会中流传开来。

3.求赐

求赐文献亦是古代国与国之间文献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唐朝时期，日本与高丽等国就曾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汉文典籍。吐蕃与唐朝联姻后，亦通过姻亲关系向汉地求赐文献。

赤德祖赞时期，唐玄宗赏赐了一千部在蓝纸上写以金字的佛经，还格外赐给了许多其他物品。这里的一千部佛经，在汉文史书中暂未见相关记载，但当时汉地佛教传入吐蕃却是不争的事实，其间佛经文献的交流亦不可忽视。

4.翻译

吐蕃时期，历任赞普曾多次组织大型的翻译活动，并邀请汉地的大师前往吐蕃译书并设有供奉。

《旁唐目录》序言所记的译经人大禅师摩诃耶纳即为汉土和尚。由此可见吐蕃时期藏区文献翻译活动的频繁。

许多汉语文献就在此时被翻译成藏文，表明这一时期吐蕃对汉文藏译的重视。

此外，当时许多汉地僧人能够记诵佛经，他们去到吐蕃以后，所记诵的佛经亦随之传入吐蕃。

三、唐蕃之间的文献交流内容

1.佛教典籍

吐蕃时期是佛教在藏区的萌芽和发展阶段。此时，“顿渐之争”尚未展开，汉地佛教与印度佛教同受吐蕃王室青睐，当时传入吐蕃的佛教典籍极为丰富。

据《旁唐目录》记载，译自汉土的大乘经就有《圣大涅槃大乘经》《贤愚经》等十多种，共计九十多卷经书，还有译自汉土的零散佛经一百多卷。

现有敦煌文献中的就是《贤愚经》的藏文残卷；文成公主和亲时所带佛经中有“《普贤行愿品文》两部”。赤德祖赞时期从汉地翻译了《金光明经》《毗奈耶分品疏》等。通过以上记载，可窥见汉地佛经在吐蕃的传播概况。

唐朝实施释儒道并行的文化政策，佛教文化浓厚。吐蕃时期，历任赞普大力推行佛教，积累了大量的佛教典籍。

吐蕃与唐朝的佛教往来极为频繁，几次大型的佛经翻译活动，都有藏汉两地的堪布与和尚参与，藏文佛教典籍翻译为汉文的现象时有发生。

佛经交流带来的文献积累，使得在王室权力支持下的佛教迅速发展和壮大起来，成为与原始苯教相抗的一大力量，最终在佛苯之争中占据上风。

2.经史文献

中国古代积累了大量典范性、权威性的儒家经典，经文献交流传入吐蕃后，对藏地的文化和思想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经过漫长岁月的浸染，儒家思想今天已经掩藏在经院教育居统治地位的藏文化教育之中，但吐蕃社会关于儒家学说的记载，藏区流传至今的众多儒家典故，反映了汉地儒家思想对当时吐蕃社会的影响。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大事纪年》《赞普传记》《小邦邦伯家臣表及赞普世系表》等体制完备的史部著作的出现，应当是受到当时以《史记》为代表的内地发达史学的影响。

3.医药文献

据史料记载，汉地医药早在囊日松赞时期就已传入吐蕃：“此王之时，自汉地传入医药与历算”。

文成公主与金城公主进藏之时都携带了大量的医典文献，前者所带书籍被译成藏文，编入《医学大全》，藏名《门杰钦木》（现已失传）。

松赞干布时期的藏医药学古典名著《月王药诊》，关于其来源的说法：“利智去五台山得书于文殊大师”而传入印度，堪布智那和翻译家班德却吉西饶从梵文译为藏文；德格木刻本《月王药诊》后序中说：“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在位时，汉地北晋巷嘎摩诃藏有《月王药诊》，和尚摩诃衍那求得此书，带到吐蕃与藏族大翻译家白若杂纳共同译成藏文。”

赤德祖赞时期，“从唐都京师翻译《白孜旃陀罗室利》和医学典籍甚多”。

此外，《新唐书·百官志》记载：“贞观三年，置医学，有医药博士及学生。”

根据吐蕃派遣使者吐蕃子弟前往唐朝学习的记载，这些“对吐蕃有用的学问”，应该为他们学习了解，并传至吐蕃。

4.农耕、畜牧、历算、堪舆等其他文献

文成公主入藏时，唐太宗赐予大量的农耕、畜牧、历算、堪舆等典籍，与她随行入藏。这其中就有天文历算文献《月光密诀五行推算法》，以及文成公主嫁妆中的《告则经》（即《五行图经》）。

文成公主本身也是一位堪舆学家，《柱间史》记载其有堪舆学著作《宝积堪舆》，精通五行算历学说，曾对西藏逻些（拉萨）进行过堪舆。

赤德祖赞时期翻译的《白孜旃陀罗室利》亦为汉地的星算历数学书。藏族社会有关历算、堪舆文献的流传历史悠久。

公元前年左右的天文历算书《纺织老人月算》，传说为莲花生大师所撰或口述的《密宗道次第中的堪舆学点滴》《论堪舆因缘秘法纲要》《修行地等堪舆方法》等堪舆学文献。

唐朝此类相关文献的传入，促进了藏地堪舆、星算学说的发展。虽然无法像佛教及儒家经典那样改变民众的观念，却丰富了吐蕃下层民众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拥有宗教和道德伦理难以触及的影响力。

四、唐蕃文献交流的特点

1.交流方式的政治主导性

唐蕃之间的文献交流，主要出于双方统治者不同的政治考量。唐朝时期，汉地儒释道思想并行，对内通过实施儒学政策、宗教政策、科举制等措施，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秩序。

对外，尤其是周边少数民族，则持开放的态度。在对吐蕃的外交政策上，主要以怀柔为主，征战为辅，通过联姻、会盟以及在边境建立互市等方式，保持唐朝与吐蕃相对和谐的关系。

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蕃时携带书籍，不仅出于唐朝统治者开明的文化政策，更有教化少数民族、发展积极和谐民族关系的考虑。

这一时期的吐蕃王朝，对内政治制度尚未健全，道德规范尚未完善，思想观念有待改进。对外需要不断调整政策以更好地统治领地、维护王权，急需吸收其他地区的优秀文化来发展和稳定社会。

历任赞普通过创制和完善文字，实行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吸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精华。在与唐朝联姻及遣使的往来中，唐朝先进的制度和文化为吐蕃所了解并倾慕，促发了吐蕃遣使学习及求赐书籍等行为。

2.交流方向的差异性

唐蕃文献交流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双方文献输出的不平衡。除佛教典籍外，其他文献大都以唐朝文献向吐蕃的输出为主。

究其原因，在于文献积累与文献需求。

文献积累是文献交流的基石，是文献输出的基本保障。吐蕃时期，藏语文字刚刚创制，文字记载工具单一，吐蕃积累的文献有限，导致其对外文献输出极少。

而这一时期的唐朝，经过漫长的历史积累，拥有的各种典籍文献不可胜数，为其向吐蕃的文献输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献交流双方的需求亦是影响文献交流的关键因素。

种种迹象表明，唐统治者主要从王朝内部实施相关文化政策，虽能包容外来文化，但对外来文献的需求并不强烈。吐蕃王朝却与之相反，文化沉淀的不足，文献积累的缺乏，促发了王室吸收其他民族地区优秀文化的迫切之心，从而加快了从唐朝输入文献的步伐。

3.交流内容的选择性

对交流的文献内容有所选择，亦是唐蕃文献交流的一个主要特征。唐朝统治者持有的文化意识及施行的少数民族政策，是联姻公主入蕃时携带大量文献的主要原因。

从唐朝君臣就吐蕃求赐书籍进行商讨之事可知，当时唐王朝对于大唐与其他地区进行文献交流的态度不一：对于佛经这一类宗教文献以及医药、历算等科技类文献的外传，唐朝君臣态度极为开明；

但对于经史中一些国之利器文献的外传，仍存在争论。由此可推测，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时所带书籍，尤其是经史类文献，应是唐朝君王臣属共同商议和权衡的结果。

五、结语

文献交流涉及唐蕃文化交流的整个过程。它以文献作为桥梁，是唐蕃文化交流的有效载体，对藏汉及其兄弟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与发展功不可没。

唐蕃文献交流，尤其是唐朝文献输入吐蕃，使吐蕃从汉地文化中汲取对藏民族文化有益的成分，起到丰富本土文化内涵的作用，从而推动本土文化变革，促进了藏区的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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